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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6月底至7月初田中义一首相召开的一次名为“东方会议”的会议。东方会议的“成果”就是《对华政策纲领》，决定将侵华定为“国策”。
另外，会议还通过了《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》，“满蒙特殊论”就此出台，说白了就是要让东北蒙古和朝鲜一样，纳入他们的“本土”。
在东方会议的“鼓舞”之下，关东军更加积极地要求张作霖解决“满蒙悬案”，就此确立其独立地位。
老张当时可是全中国最高首脑，起码名义上是，他怎么割让东北蒙古给日本人，何况这还是他的老巢。
因此关东军早就想要将他处之而后快，问题是眼下济南马上要开战了，显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。
但是呢，河北大作、酒井隆这帮“支那通+昭和参谋”的脑回路真的和普通人不一样。
照理说，日本陆军中央部已经决定增兵山东，那么关东军就应该做好准备，随时入关参与这场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才对——河本大作这些关东军的“少壮派”才不要呢。
日本从本土派兵来打山东怎么能显出他们的本事呢，怎么能让他们攫取最大的战功，不如直接从满洲开始动手得了。
没错了，“昭和参谋”们不是笨也不是狂，而是极致的利己主义者。他们只不过想要借助日本的国力，成就自己的战功，从而飞黄腾达而已。
所以历史上他们才会一次又一次地不顾大局地胡来，别说其他国家的人民，就连自己军队士兵的生命也毫不顾惜。
河本大作们认为，既然要在满洲动手，那么就要先干掉张作霖，使奉系群龙无首，一切问题迎刃而解，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——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。
而因为倪大野在济南的惊天一炸，这帮小鬼子那真是又气、又恨、又怒、又羞得理智都没有了。
既然支那人杀了那么多日军将佐，那么他们就要立即、现在、马上杀几个支那将军报仇雪恨。
什么北伐军，什么安国军，统统都是支那军，统统死啦死啦滴！
1928年5月18日5时23分，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铁路和南满（吉林至大连）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，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。
一声巨响，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，桥上的钢轨、桥梁炸得弯弯曲曲，抛上天空，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。
张作霖的老伙计，奉系四大将领之一，黑龙江督军，绰号“吴大舌头”的吴俊升炸得血肉模糊，头顶穿入一个大铁钉，脑浆外溢，当即死亡。
这和历史上一样。
段祺瑞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，前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和内阁总理，靳云鹏被碎片击中胸口，当场死亡。
“麻将总长”。“乌龟总理”，现在安国军军政府总理潘复身受重伤，不过他的外号叫得好，居然还挺了过来。
前淞沪护军使，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府军事部长，兼安国军模范军团司令。曾任军事特别法庭审判长，签署命令判决李大钊绞刑的何丰林重伤，几天后死亡。
张作霖的日籍顾问，石原莞尔的陆士21期同学，仪我诚也被炸飞出车厢，活生生摔死。
张作霖的六姨太被炸断右下肢，不得不进行截肢手术。
张作霖的三子张学曾左手受伤，丢掉了两根手指。
这些人和历史上不一样，原因就是日军在我们倪神仙的“启发”之下，装药量更多了。
而张作霖本人则是被炸出车外，全身多处开放性创伤和骨折，还昏迷不醒。
奉天省长刘尚清闻讯赶到现场组织救护。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帅府时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，于上午11时左右死去，时年54岁。
虽然和历史上不同，他都没有留下那句著名的遗言“告诉小六子（张学良的乳名），以国家为重，好好地干吧！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。叫小六子快回沈阳。”。
但是此时张学良就在北平，闻讯之后立即亲自驾驶飞机直飞沈阳。
他父亲身子还没有凉的时候，小六子就已经回到了帅府，在闻讯赶来的奉系诸将和要人的见证之下，接过了帅位——不过为了防备关东军的异动，他们暂时没有公布张大帅的死讯。
而在张学良本人的授意之下，才有人将张作霖“重伤垂危”的消息透露给了吴铁城，就是要让常委员长得知此事。
常凯申等人快马加鞭回到了济南城中的珍珠泉，召集众人开会的时候，又收到了一个特大“好消息”。
“委座，委座！青岛急电，青岛急电！”
作战部副部长杨杰又一次拿着电报纸冲了进来，喘着粗气道：“日本人和美国人打起来了！”
“日本人和美国人打起来了——他们为什么要在青岛打起来啊？”常凯申一脸懵逼地问道。
杨耿光也是一脸懵逼地回道：“据报是日方杀死了